內蒙古大草原歷史文化
北方草原是亞洲古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。早在7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,大窯文化就在這里召喚著人類文明的曙光。大窯石器制造場的使用延續了數十萬年之久,舉世罕見。此后,北方草原又出現了河套人、扎賚諾爾人。考古研究表明,扎賚諾爾人與山頂洞人一樣,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種。新石器時代,草原先民繼續創造了查海文化、興隆洼文化、趙寶溝文化、紅山文化、白泥窯文化、富河文化、廟子溝文化、老虎山文化。青銅器時代到來后,草原上又發展出夏家店下層文化、朱開溝文化、夏家店上層文化、鄂爾多斯青銅器等文化類型。
草原原始文化不僅自成系列,更引人注目的是它還昭示著中華文明的晨曦首先在這里升起。發現于內蒙古赤峰市距今8000年的興隆洼聚落遺址,有大型石鋤、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遺址出土,說明興隆洼先民們已經開始栽培農作物,這比新石器時代中期黃河流域開始栽培農作物早了近千年。這里出土的我國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考古界稱作“中華老祖母”。在赤峰市,還發現了距今5000年的石圍墻聚落,稍晚的老虎山石城址聚落群也已經歷了4800年的滄桑,與鄭州西山夯筑土城址為同時代的遺跡。它們都是我國境內迄今發現的最早城址。
文字的發明是人類跨入文明門檻的重要一步。在距今5000～4000年前,赤峰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已經開始把原始的象形文字刻畫在陶罐上。上世紀80年代初，在翁牛特旗石棚山出土了一件大口深腹陶罐，上面刻有文字符號。經學者釋讀，認為它是對遠古時代一次流星雨的記錄。小河沿原始文字比半坡或大汶口文字符號的結構更為復雜，體現了小河沿文化先民們對象形文字產生做出的重大貢獻。1984年,考古工作者開始對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進行發掘,先后出土和發現了祭壇、女神廟、大型方臺、金字塔式巨型建筑、特點鮮明的積石冢群以及成組的玉質禮器。這些發現表明,早在5000年前,紅山文化就已率先由氏族社會跨入“古國”階段,即我國最早的基于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度、又凌駕于公社之上的更高一級的組織形式———早期城邦制國家誕生了。而在1000年后,中原地區才相繼跨入“古國”階段。蘇秉琦先生認為,紅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國其他區域相比,在文明起源史上處于“先走一步”的前導地位。
北方草原地處氣候敏感區,氣候的變化影響甚至決定著這里史前文化的發展方向。追尋北方草原新石器時代先民們的足跡不難發現,草原文化除了在草原上發展、擴散之外,還有兩條頗具特點的脈絡,即由北向南發展和由農業向牧業的轉化。
由北向南發展———
距今6000～3000年期間,北方草原先后出現了4次大的降溫,迫使從事原始農業的先民們遷往更加溫暖的南方。人群南遷,原始文化也隨之向南擴散,影響了中原地區。這就造成了一種現象，即中華民族文化傳承的某些源頭都可以追溯到這里。在內蒙古赤峰市查海文化遺址中發現的石塊擺塑龍,距今已有8000年,而在河南濮陽及湖北黃龍考古遺址中發現的擺塑龍距今6000多年。1971年,在距今6000～5000年的赤峰市三星他拉紅山文化遺址中發現了雕刻精美的玉龍,被稱為“中華第一玉龍”。上世紀80年代后,紅山文化遺址中又有玉龍陸續出土。這說明北方草原是龍的故鄉。伴隨著玉龍出土的成批玉器,更引起學界對紅山文化的重新審視。有學者認為，紅山文化的“玉文化”和晚于它的長江流域良渚文化的“玉文化”共同形成了中華民族的玉文化。
內蒙古翁牛特旗趙寶溝文化遺址距今已有6800年，2004年,在這里發現了一件鳳鳥造型的紅陶杯,有學者將其稱為“中華第一鳳”。從這件文物上似乎可以看到中華鳳文化的濫觴。小河沿原始文字的解讀,“找到了‘天命玄鳥,降而生商’的原始記錄”。紅山文化的先民中有玄鳥族,他們與后來的商文化有著密切關系,所以,商族的起源神話可以通過小河沿文字的記載得以冰釋。
進入青銅器時代后,草原上出現了以夏家店下層文化為代表的早期青銅文化,其對商代青銅器的影響也是明顯的。在赤峰市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發現的青銅器，屬于青銅器時代早期，是北方草原早期文明的又一個標志。在鄂爾多斯市以及鄰近地區發現的大口二期、朱開溝等文化遺址中出土的“鄂爾多斯式青銅器”，有以動物紋樣為主體圖案的飾牌、游牧生產生活用具、銅短劍、銅戈、銅鏃等，顯示出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。在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除了發掘出為數眾多、工藝精致、造型美觀的青銅器外，還發現有古代銅礦煉爐遺址。北方草原青銅器文化特色濃郁，是商周至戰國時代北方游牧民族創造的重要文化財富。蘇秉琦先生認為，殷商人的祖先即起源于此。
由農業向牧業的轉化———
伴隨著幾次降溫的發生,一部分先民遷往他方,而留在草原上的先民們則經歷了由農業生產轉向游牧業生產的過程。有學者把這一過程概括為“農業—畜牧業—游牧業”的發展模式。研究表明,8000～5000年前的北方草原處于高溫濕潤期,原始農業有了較大發展。在經歷了一系列的降溫后,位于今天內蒙古中部從事農業生產的老虎山文化人群被迫東進、南下,南下的一支在今天鄂爾多斯地區創造、發展了朱開溝文化。朱開溝文化中晚期,其生產形態開始由農業向畜牧業轉化,并且出現了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這樣的畜牧業文化的標志物。隨著氣候持續轉冷,朱開溝文化人群向南向東擴散,影響及于晉北、燕北、遼西,出現了多種文化融合形成的夏家店上層文化。與此同時,朱開溝青銅文化還向北方擴散,影響遍及今天的蒙古國和外貝加爾地區。在距今5000年前后，北方草原上的人們開始馴養馬匹。公元前10世紀后,北方牧人逐漸掌握了騎馬術,踏上了游牧化的歷史進程。春秋戰國之交，氣候轉向暖濕，半游牧人群向周邊擴散，加快了游牧化過程，北方草原民族的游牧經濟日漸形成。大約在同一時代，中亞、南俄草原也經歷了畜牧-游牧化過程。
草原文化發軔后，傳承不息，歷經數千年發展。這期間,北方草原民族挾帶著自己的文化,一次次策馬向南進入中原，促成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、長江文化之間或是刀光劍影下的碰撞、激蕩,或是春雨潤物般的交流、融合。無論是碰撞、激蕩,還是交流、融合，都使草原文化不斷匯聚、融入于形成中的中華文化，表現出三種文化共同聚合為中華文化的歷史趨勢。由此，中華文化影響的范圍逐步得以擴展，中華文化的形式不斷走向多元,中華文化的內涵日益得到豐富。可見,北方草原是中華大地上人類活動最早的地域之一，是中華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之一。北方草原的早期文化既擴展了中華文化起源的地域，又把中華文明的開端推向了更為久遠的歷史，無疑是中華文化最早的源頭之一。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、長江文化一樣，是中華文化的三大主源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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